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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敬琏:经济学家的良心

沈佳音          录入于 October 25, 2009 at 10:20:56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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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简介
  
吴敬琏,1930年出生。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。他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。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,被称为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” 。

“这是最好的时期,也是最坏的时期……”吴敬琏多次引用狄更斯《双城记》中的这段话。他说,任何一个时代总有随波逐流的人,但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,他的生命与他所处的时代休戚与共,骨肉相连。

“左”的代表
  
初露锋芒“吴市场”再陷争议“吴法治”

吴敬琏也曾一度随波逐流。

20世纪6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,他努力跟上愈来愈“左”的政治形势。

当时,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义无反顾地提出了“生产价格论” :“规定了利润的平均水平,你占多少资金,在一定的生产价格下交多少利润,为什么就联想到资本主义、修正主义,扯那么远呢?”康生和陈伯达此时已内定他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,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发起了批判他的浪潮。

吴敬琏等人则充当了批判者的打手。他、陈吉元和周叔莲合写了一篇批判文章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》:“满足社会需要,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惟一动机和直接目的。为劳动者的需要生产,而不是为利润生产,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。”

随后,吴敬琏又写了几篇论文。其中,《社会主义的过渡性》甚至还被认为当时“左”的经济理论的代表作。他在歧路上似乎要越走越远了。

这时,“文革”来了。吴敬琏被下放河南息县。在那里,他与顾准相知相熟,引发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。

顾准此前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。顾准的思想一点点打破了吴敬琏头脑中“左”的枷锁。

他开始认真地反思曾经的错误。他去看望刚刚出狱的孙冶方,并向其真诚地致歉。

1974年冬,顾准病重。他把吴敬琏叫到医院。他对吴敬琏说,他认为中国的“神武景气”是一定会到来的,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。所以,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:“待机守时” 。

初露锋芒

顾准所说的时机终于来了。改革开放架起了世界与中国的桥梁。

1983年1月,吴敬琏负笈耶鲁。在耶鲁的一年半,紧张而充实。他的头脑里已经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。他心中笃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走市场道路。

任重而道远。他刚刚回国,就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洪找去写一份意见书: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》。但是,要想为商品经济全面“翻案”又谈何容易。

此时,十二届三中全会的《决定》原本早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了。马洪了解到《决定》上还是没有“有计划商品经济”的提法。几经周折,马洪把他们的想法转达到国家领导人那里。

终于,国务院领导批示后,起草小组最终把“商品经济”写入文件: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,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。

邓小平对这次《决定》作了很高的评价,“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” ,“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,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,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,有些新话。我看讲清楚了。”

第一次向中央建言便取得了这么有意义的成果。这使吴敬琏很振奋。

“商品经济”一经突破,市场的口子就打开了。1988年初,吴敬琏和几个经济学家一起提出了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的概念。领导人批示说,这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。

一切似乎都已水到渠成了。然而,风波再起。
  
“吴市场”

紧接着的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迷的一段日子。

1990年7月5日下午,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。吴敬琏等十几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。

最先发言的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许毅把矛头直指1984年以来的改革方向。他说,1988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,都是因为市场取向这一错误的改革路线所致。经济改革必须坚持计划取向,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体,市场调节为补充。

此时,要计划还是要市场,已经成了一个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的问题。

吴敬琏针锋相对地回应说,出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,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、不够彻底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,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为市场经济。

吴敬琏的发言几次被打断。有人说,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。还有人说,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,能讨论的只是如何结合。

吴敬琏的支持者只有刘国光和薛暮桥,他们毫不示弱,据理力争,强调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绝不能动摇。

几天后,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电话。乌家培告诉他,国家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:“有计划(指有林)” 、“吴市场(指吴敬琏)” 、“杨承包(指杨培新)” 。显然,“吴市场”包含贬义,是说他“不与中央保持一致” 。

吴敬琏心中抑郁。不过,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。1992年春天,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局势峰回路转。这一年,吴敬琏两度向中央领导建议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的提法。

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宣布: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 。

“吴市场”也成了一个荣耀的称呼。
 
再陷争议

市场引入了资本,活跃了经济。

2001年,中国股市陷入疯狂。那是一个“全民炒股”的年代:几乎所有的散户大厅里都人头攒动。股民们口中流传着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,“内部消息、跟庄”等,成为股民炒股的信条。

沉醉在这场皆大欢喜的金钱盛宴中,没有人愿意去想明天。吴敬琏依然清醒。1月,他在《经济半小时》中说:“有的外国人说,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,而且很不规范。赌场里面也有规矩,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。我们这里呢,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,坐庄炒作,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。”

上述言论迅速掀起狂澜。当时恰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,中央领导作了打击股市违法活动的讲话后,股市迅速下挫。一些人在网上攻击吴敬琏,称他“一言毁市” 。

2月11日,争论进一步升级。厉以宁、董辅礽、萧灼基、吴晓求、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联袂举行与记者的“恳谈会” 。会议的组织者说:“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……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,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……”吴敬琏一度成了众矢之的。

吴敬琏在这年的“两会”期间举办了一场个人新闻发布会。他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:“人们啊,我是爱你们的,你们要警惕啊!”

随后发生的事实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——中国股市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。
  
“吴法治”

吴敬琏却不因此自得。眼看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,他开始反思:到底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?

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,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。其中之一,就是偏离规范的、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,从而演变为所谓的“权贵资本主义” 。

吴敬琏意识到,现代市场经济不应该只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,而且市场的游戏规则应当清晰透明。市场经济需要其他制度的支撑。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。

于是,吴敬琏越来越多地和法学家们在一起,共同探讨如何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问题。2002年,他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一起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。

因此,吴敬琏又有了另一个名字:“吴法治” 。

众多纷纷扰扰之中,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从未改变。他说:“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。我总觉得,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,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,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,说到底,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——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。”

(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柳红所著《吴敬琏》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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