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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妮可的梦与真 姚女郎--美国流行乐壇的中国星

作者:宣树铮(美国) 原载华夏时报          于 January 12, 2012 at 02:42:45:

这是上东城

每天清早,沐著晨曦,跑步上中央公园,空气那么清新,心里那么痛快,这一切都是我该分享和拥有的!从家里到贝林52街的录音棚才14个街区。如今夜里我可以录音到1点,再慢悠悠走著回家。用不著往Auburndale赶了,又要搭地铁,又要转巴士,担惊受怕。

99年来美住长岛,算是富人区,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小洋房,住户分散,互不來往,求救都叫不到人。都是自以为有钱的主,觉得挺没人情味。后來搬到紧捱Bayside的Auburndale,算是好区,我买了套1卧的合作公寓,有人气多了。03年我卖掉合作公寓,到曼哈坦去租房子住了。这不是在反其道而行之?瞧,到美国来奋斗的中国人一般总是先租房子住,若干年后,打工挣下一笔血汗钱,于是就买房子,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:这是美国梦的第一章。而我有了房,也有了车,一辆Honda Prelude,却一挥手都卖了,搬曼哈顿去租房子住,家俱带不走,统统撂了,就一架钢琴伴着我。岂不是有些倒行逆施?朋友不理解,家人也不理解:“你发疯了?你姐姐在国内都买了两套房子了!”我笑笑,他们不知道我这是搬到上东城!有捨才有得,我正沿著自己规划的方向走去!房子会有的,車子会有的,但不会再是Arburndale的1卧,也不会是Honda Prelude。

美国音乐人问你的第一句话往往是:住哪儿?我说Queens,Auburndale。他们立马感觉你不是音乐人。纽约人很势利,看你住哪里定你的身份。我一点儿不鄙视Flushing华人新移民区,但我要和牛皮的美国音乐人平起平坐,虽然你是美国人,我是中国人。在纽约,音乐家、画家,文学艺术家只有住在曼哈顿SOHO区,东村西村,住中央公园以东57到100街范围内的上东城,才被认为够格。我为什么不能住那里?我就要住中央公园附近!

我想住没有电梯没有门卫的大楼,才不喜欢豪华气派,什么大理石、逰泳池,不屑一顾。我钟情“罗马假日”里那种楼房,窗外有防火梯,可以坐在防火梯平台上对著月亮唱心爱的歌《Moon River》。那是打拼的落魄艺术家的住所,我向往。我要对着眼前高耸的帝国大厦,说:我,张妮可,一个中国女孩,打拼来了!

我看《纽约时报》,找中意地段Open house的信息,终于在Lexington Av.、66街租到了一个大统间,有30平米,靠近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。从家里出來,往西穿过Park Av.、 Madison Av.、第五大道,就到了中央公园。这是真正的东上城。

我已经够鲜艳够精彩了

我认识几个服装设计师,很受影响。她们穿的一身衣服,品味,时尚,个性,就是与众不同。我想,自己也该去熏一熏,至少可以追上时尚潮流,不致落伍。04-05年我特意到纽约时尚学院(FIT)修了课,学色彩原理和服装组配。对美术我原不懂,小学时绘画一塌糊塗。这一学,知道了什么色彩与什么色彩搭配,什么演出服适合什么场合,配合设计师选择。每年9月去观摩纽约时装周,就在市图书馆后面的Bryant Park。白色的大帐篷,里面又隔出不少小厅,有T字台,各有品牌命名,由服装设计師发布明年春夏的时装秀。

服装是种语言。看了我的照片,从我的服装上就能了解我百分之七八十。我讲究服装的色彩、面料、款式,尤其是面料。我不让自己露得太厉害,露,也要露得有分寸。保持中国女性的婉约气质,在西方人面前展示东方的神秘,美要隐约在轻纱薄霧之中,不要一眼看穿。我给自己的审美定位是:在时尚、性感与典雅、传统的融合中展示几分神秘。我身材好,为什么不性感一把?但不能俗。虽说我在纽约生活了八年,其实我的性格有很传统很古典的一面,我向往淑女风范。

我不喜欢穿金戴银,也不爱光顾这些店家。我喜欢古色古香、怪里怪气的饰品,瞧我这耳环是印度或南美的风格式样。为什么不穿大红大绿,色彩艳丽的?因为我已经够鲜艳、够精彩了。

我从来不进麦当劳

住Auburndale时,我常在家里自己做中歺。不同族裔的菜系我都吃,总能在其中找到最适合中国人口味的。我就很喜欢吃东村意大利歺馆Sal Anthong’s的一道菜:Prosciutto and melon(薄薄的咸肉加上哈密瓜),咸夹著甜。飲食要健康,我从在不进麦当劳。有一回,北京一位记者约我到王府井麦当劳,他以为我是美国回来的,总不会不喜欢吃麦当劳吧!进去了,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,最后要了杯橙汁。

我一定要走出唐人街

1999年我和美中文化交流协会签约,作为协会的雇员来到纽约。在国内我有很好的工作,得过大大小小不少奖,事业顺遂,但我还是决定出国。动机?我就是想到美国,到流行音乐世界之都来开拓眼界,接受熏陶,在音乐事业上闯出一片天,我相信自己的潜力。

我知道,我当然知道国内好几位名歌星都来美国闯荡过,最后又掉头回去了。我也知道有的来美国后,念书、打工、终于改行,或者找个男人把自己嫁出去。朋友和家人都觉得我疯了,丢下国内的金饭碗,最后要落个一事无成,灰溜溜回来,那就吃后悔药吧!太冒险了!我才不服输呢,我就喜欢冒险。我当时真的很狂,你知道我想什么?我想,我到美国后,有一天要出专辑,要进入主流社会,要上Broadway舞台!等签证一到手,我就揣着我挣的3000美金飞越了太平洋!

我来美国持的是属于杰出人才的P3签证,文化交流协会帮我申办了绿卡,没有多大周折,我就拿到了绿卡。

我是交流协会的签约雇员,演出的事都由他们安排,合约写明每月工资1200美元。1200美元,10000多人民币,来美国前,我觉得很可观了,到了美国才知道,这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几个钱。协会安排的工作无非是在当地华人商会、同乡会的庆宴、春宴活动上作主持,唱几首歌。一般都在唐人街的大餐馆,席开几十桌,熙熙攘攘,舞台又小,谈不上灯光、音响,台上卖力唱,台下吃喝聊,唱完,噼噼啪啪几声零碎掌声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想起国内时演出的情景,我现在算啥,像个卖唱的,毫无成就感。不行,太委屈自己了!

合约上那几个钱只够艰难度日,我还得再找份工作。我在一家中文电视台当广告推销员,每天打电话不是联系客户就是要帐,月薪800美金,拉到一个广告,提成15%。打电话拉广告还好说,难缠的是向欠款的广告客户要帐,碰上死皮赖脸的,我得厚著脸皮磨,碰上死不要脸的,看你是女孩子,还想吃你豆腐,我就跟你撕破脸皮。我都坚持下来了,而且成绩不俗,又接触到了美国各种行业的人,别说,这还真是一种历练!我专輯出来后,很多人看到我这么会为专輯宣传推广,都感到惊讶:妮可你真行!他们不知道我有这一段经历!

我每天都跟自己说:我一定要走出唐人街!

机会来了,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纽约环球娱乐公司招聘艺人的启事。这是纽约两家最大的娱乐公司之一。我马上将个人简历寄了去,我相信自己的实力,作为专业歌手这是一份出色的简历,然而毕竟有些底气不足:至今还没有出过唱片专辑。但总得尝试!尝试是成功的第一步。

我收到了面试通知。面试时候,先问了几个问题,接着让我唱两首歌。我唱了一首中文歌:《千言万语》,一首英文歌:《Memory》。就这样我进了纽约环球娱乐公司。环球娱乐公司按国籍分设多个市场部,我与公司旗下的中国市场部签了约,负责人是梁太太。

登上赌城舞台

我没有想到公司安排我到赌城去唱。梁太太跟我说,公司正筹划吴奇隆来大西洋赌城开演唱会,让我作嘉宾歌手一起演出,全场90分钟,一家一半。到赌场去演?上那种地方?我心里一冷,准备推掉。梁太太告诉我,美国的赌城都是合法的,政府注册的。你知道吗?大名鼎鼎的布兰妮、席琳•迪昂还常在拉斯维加斯开演唱会呢。张学友、刘德华在大西洋赌城演唱过,都是大牌,不是谁都能上赌城舞台的。

赌城派了两辆超长林肯轿车来接我们,外加6名保镖随行。我还没有见过这阵势,这么夸张,感觉怪怪的,不习惯。吴奇隆悄悄跟我说:到赌城演出都这排场,才显出与众不同的分量。那次我和吴奇隆在一家赌场演唱,另一家赌场是蔡琴和费玉清在开演唱会,都是由环球娱乐公司安排的。公司的人在两个地方巡回着看。事后跟我说,最后站一起谢幕时,我太抢风头了,吴奇隆本是主歌手,我是嘉宾歌星,配角,结果反倒成顶梁柱了。我想也许因为我个子高。那天演出,我换了三套衣服:黑、红、白,谢幕时候穿的是白色长裙。

2001年我和童安格搭档到新奥尔良Harrah赌场举办演唱会,就住在Harrah的大套房,位于French Corner(法国角),下临密西西比河,河畔棕榈成行,太美了。我们飞机到得早,我和童安格先去逛了街。新奥尔良是美国民间音乐爵士乐的发源地。爵士乐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形成了最早的“民间蓝调”。新奥尔良大街上,随处可以见到演奏爵士乐的歌手,大多是黑人,他们由着自己放声在唱。在市政厅广场附近,一个中年黑人拉着小提琴在唱《蓝色狂想曲》,声音充满磁性,忧郁而饱含沧桑,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歌声中了。我和童安格都听呆了。听完一曲,使劲鼓掌。给了,我们都给了,我记得我给了5元。回赌场的路上,我们大有感慨,觉得自己很幸运,我们是Chinese,有机遇登上舞台,难道他们不如我们?不够资格?这黑人歌手一直在我脑子里。Harrah的演出舞台极为豪华,附近好几个城市的亚裔都来了,有1000来人。

我2003年和邰正宵,2004年和羽泉,都搭档开过演唱会。2004年我的第一张专辑出来了,有了自己的招牌歌,有了代表作,也有了信心,心理起了变化,不像以前那样总有些畏缩。2005年我和张宇举办演唱会时,我胆子就很大,我不再是嘉宾和配角了,我知道他们有比我强的地方,但我也有他们不如的地方。

跟张宇这场演出就像PK打擂台,我上,他上,交替着,潮起潮落,观众反应的热烈程度也不一样。张宇每次唱畢,并不退入后台闭目养神,而是在一厢关注我的唱和动作。到他再上台,就对我的唱作一番评论。张唱国语歌,他不会广东话。我则国、英、粤 、台的歌都准备了。我使出浑身解数。张宇对著观众说:张妮可用多种语言唱,不简单。是不是把你们唬住了?我对张妮可的台语歌很满意,我是台湾來的,我也不敢唱,很不服气啊。于是张宇也秀了一首台语歌。张宇很会讲话,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和观众交流,这之前我在台上往往孤芳自赏,和观众总有距离。我想张宇也许从我这里学到了胆量。

AM 1380 “妮可咖啡屋”

美国多元文化传媒集团旗下纽约华语广抪原先只有粤语台,2005年底开了国语台,他们觉得我是纽约有影响的华裔艺人,就來找我,要我考虑到国语台去主持节目。我考虑了,点头了。我喜欢挑战,这正是个挑战自我的机会,而且我觉得,我自信,我有这条件,另外,哈哈,我要攒钱。经过简单的培训,我很快学会了操作。大家都觉得有些出乎意料:我没有歌星的架子,也不像一般歌手那样蹦蹦跳跳、东转西转,能坐得住,用心学。我先是在AM 1308(华语国语台)负责播报新闻、天气、路况。我自己就是导播,唱独角戏啊。路况、天气都是照搬美国电视7台(ABC),我在电视上看着英文,同时要用中文说出来。当然有个过程,开始蛮紧张的,慢慢的,我就闯过来了。

你知道,当播音员曾经是我妈妈的梦想,我听妈妈在听广播时念叨过:能当播音员就好了!但妈妈这一生梦想没有成真。我很高兴我为妈妈圆了梦。不,这并不是我的梦想,只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小站。到电视台去发展,当播音员?念念新闻,露露脸,这算什么?我喜欢挑战,喜欢有创意的工作。

几个月后,我在电台开始做音乐节目,开设了一个音乐栏目 :“妮可音乐咖啡屋”,一小时节目,每星期3到4天,我既是制作又是主持,做DJ,内容包括:音乐介绍、音乐评论、音乐教育,都是通过实例来讲述。这也是挑战,我喜欢,我也感兴趣。

你说现在?让我看,音乐咖啡屋,已经停了大半年了吧。没时间,我人又经常不在纽约。不过这已是电台的保留节目,每次我从外地回到纽约,就会来问:妮可,可以来电台了吧?他们缺个好的DJ。

我要出一张自己的专辑

2003年12月,我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贝林的。贝林,近50岁,是纽约著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,一个凡事认真的犹太人。他原是吉他手,80年代,他参与制作的唱片获得美国金唱片奖,排行榜第一名,全球销量突破50万张。从此他由吉他手转成制作人。聚会上人很多,我和贝林没聊上几句话,我要了张名片,说好有机会就去拜访他。

过了几天贝林想不到我真去了,他已把我忘了。我提出想请他当音乐制作人,贝林很坦率,说,你们中国人还没有一位被美国流行音乐界认可的,you know,我们音乐界不承认华裔,没有成功范例。

那天我带了民乐的唱片,里面有古筝,有二胡,有琵琶,有唢呐,有扬琴,有埙……,这几张唱片说服了贝林,引起了他的好奇心,而且是惊奇。他发现了什么,不肯轻易罢休了,贝林就是这样的人,他乐于接受新事物。我告诉贝林说,我要做首歌曲,加上东方民族器乐,看看效果。麦唐娜加上中东民乐的怪怪的声音,饶舌歌曲中加上印度民乐的成分,不是都很有风格?

我想我把他说动了。我们就来试试,贝林说。

贝林帮我录了一首泰德(Danny.Tate)的<迷狂>(),用了点儿扬琴,加入东方元素。贝林发现我在和声、配器上很有潜力,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制作出来后,我们让原作者泰德听,泰德打电话来说:他太惊奇了,可以改编得如此国际化!

贝林跟人说:这个女孩与众不同,有特点。

他问我,你会作曲吗?我想我会,我说,只是还没有尝试过。OK,为什么不试一试?贝林鼓励我。我把我音乐学院学的东西搬出来,操练一下,是啊,我能作曲,也能作词!我要出一张自己的专辑!

我和贝林都知道,最要紧的是定位,确立个人风格。我不可能像美国歌手那样唱,唱不过她们,你能和惠妮.休士顿比吗?这不是拿胳膊比大腿?西方人音域宽,东方人不如。我要有一张具有个人风格的跨越东西文化的英语歌专辑,用它去敲开主流的门。

于是我们,我,贝林, 就一门心思创作。

2004年5月,签约美国Well Go Records唱片公司,6月25日首张个人大碟《中歺馆的故事》在全美发行,其中包括《姚之歌》、《中歺馆的故事》等原创歌曲在內共计12首歌。贝林逢人就说他很lucky,给这么个能独树一帜的女孩子当著作人,物以稀为贵!7月4日,纽约主流报纸《新闻日报(Newsday)》周末版的《都市生活(City Life)》部分,以头版整版登了我的照片,照片下方印著两个醒目的字:American idol(美国偶像)?下面两行字:“华人流行歌手张妮可期盼她的英语新碟能架设文化桥梁”。报纸还用三篇整版文章作了报导,文章中说,“张妮可用她迷人的音乐告诉美国歌迷们:中国比你们在歺馆菜单上看到的要丰富得多。”“她希望自己是打入美国主流音乐界的首位中国流行歌手,同时希望用音乐向新歌迷们讲述她的父母之邦的人民的历史”。7月中旬唱片跃上亚马逊网站amazon.com独立著作唱片类订购第四名。我是第一个登上Billboard,美国音乐排行榜的华裔歌手。

《中餐馆的故事》和《姚之歌》

我怎么会想到写《中餐馆的故事(Wanton Desires)》?

你知道,我们曼哈顿工作室附近有一家叫“Mee’s Noodle Shop”的中餐馆,每天晚上七八点钟我们照例电话order,接电话的是个女的,温州口音。就是受了这启发。

在不少美国人眼里,华人就会做餐馆,像菜单一样呆板乏味,不解风趣幽默。这首歌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华文化的深广内涵,光一张菜单就妙趣无穷。我化身女服务员唱这首歌,仿佛成了喜剧演员,活泼、诙谐、双关语脱口而出,调侃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人。

歌一上来唱:五千年前中国有五兄弟,其中一个能把大海呑肚里。好些外国人都知道这中国传说,为了救兄弟,吸干了大海。

(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传说?类似的民间故事倒像是有的。)

妮可一耸肩:一回事儿,反正外国有。接下来唱的是顾客招呼女服务员请她添茶水。瞧,中国人能把大海喝了,而您只会饮茶壶里的水!

歌词中还有一节是孔子对菩萨说:“大米不光黄、棕、白三色”,我比了今晚的菜单要丰富千千万。菜单每天翻开來都一个样,中国人可不是菜单。又比如歌词中的Dim Sum Lights and Szechuan Fire等等,寓意双关,诙谐逗趣。

听众能不能领会?即使不全领会,也能听出一两处,他们会会心一笑。也有华人听了以后把英文标题中的wanton理解作“馄饨”,其实我们没这意思。有个意大利人跟我说,意大饮食也有特色,意大利面、比萨饼,你给意大利的饮食文化写首歌吧。我说,可惜我是在中国长大的,不是在意大利,文化背景不一样,我写不出来。他们笑了。美国人以为中国人只会做歺馆,意大利人不这样。

2003年,火箭队的球迷中流传一首《姚明之歌》,抄袭AC米兰的队歌的曲调,一个劲儿重复地喊著“姚明,姚明”。我想,姚明是咱们华人,应该由华人来写首姚明的歌。2003年12月开始创作《姚之歌(The Yao Song)》,04年1月完成,3月出了单曲CD。有人说我想靠姚明走红,我只是觉得和姚明有相似的地方,都是从大陸到美国来发展,姚明在短短一两年內凭自已的实力成功了,妇幼皆知,成了“中国人之光”。我可以用姚明作引线、作入口,通过姚明的形象让美国人理解中国,一个崛起的中国。我创作这首歌也是激励我自已,我渴望成功。对,我是抓住了姚明这个机会。我选择R&B,用“姚明”作主旋律,姚明,姚明,把听众都带动起來。姚明说他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小时候在外面打球忘了回家,或者闯了祸,妈妈“姚明姚明”地叫他。

我成了姚女郎

一首《姚之歌》使我成了姚女郎,我都不知道最初是谁这么叫出来的,但流传开了。

站在姚明跟前,我还不到他胸口,他单纯、朴实、善良,就像个邻家大哥,块儿那么大,站他身边,特有安全感。他什么都是大号的,笑都是大号的。初次见到这么髙大的男孩,我还真有点儿羞涩,心砰砰跳,感受到他的魅力。他坦率,很容易交谈,但不会产生恋情。

第一次见到姚明是在2005年春节,正好大年初一,休斯敦火箭队在丰田中心对阵芝加哥公牛队。我受火箭队邀请去作中场秀。压力当然很大, 18000名观众,华裔不到5%,觉得孤零零的,演唱可不能失败!。赛前,我,还有火箭女郎啦啦队,正走台、试音响时,火箭队球员來了,他们站一旁看我们,我看到了姚明,他也看到了我。我们告一段落下来,球员正在练球热身,姚明穿一身休闲球衣。我站边上看,他带球时朝我笑笑。

这场球火箭队赢了,比赛结束后,我们各自从更衣室出来,在走廊里碰巧走到了一起,他说新年好,我也说新年好。这些年春节都是在纽约过的,休斯敦是第一次,又是刚从热闹的球赛场下来,身边没有亲人,没有朋友,没有节日的热闹和团聚的喜庆,真还没有哪个大年初一这么孤单过!但遇上了姚明,一个邻居大哥,一个中国人,同在异国它乡,又是此情此景,这一句轻轻的问候就像一阵风,驱散了孤单。我回到纽约,休斯敦姚明球迷俱乐部的华人会长就打来了电话,说:英文台正在播《姚之歌》,在介绍你张妮可呢。他是在车里听到的,他把广播开得老响:妮可你听,听,听到没有?

05年4月,休斯敦一家华人电台邀我去做访谈节目。做完节目,主持人带我到唐人街一家奶茶店喝茶用餐。一路观光,唐人街华人音像店的架子上有我的专辑,专辑海报贴在门口,很醒目。休斯敦越南华裔多,我们一家一家看,越南人的音响店也有我的专辑卖,一张11元,纽约12元,《姚之歌》在休斯敦的人气比纽约高。主持人和我在奶茶店坐定喝茶,忽然姚明也进来了。我吃了一惊,他看到我,也很惊讶:“你什么时候到休斯敦来了?”我告诉他我才在这儿电台做完节目。他说他也是昨天才回休斯敦的。我们坐到一张桌子上,各叫了一客卤肉饭,姚明还要了杯珍珠奶茶。老板看到姚明来了,就放起了《姚之歌》,好几个小孩不知打哪儿了过来。姚明穿着T恤衫,我穿着休闲服,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,也没有化妆,素面朝天。我心里后悔死了,早知道我化点妆就好了。我为自己解释:我才下飞机,才赶着做完节目。也许姚明根本没有注意。

我要学赵小兰说话的腔调

2004年8月,美国共和党亚裔总部在纽约曼哈顿希尔顿酒店举行年会,请我去开场演唱《天佑美国》。出席的大概有500來人。我唱完后,接著是共和党劳工部长赵小兰致词,赵小兰一身套装,举止打扮处处表现出是一位极有修养的知识女性。她表示了感谢,“感谢张妮可小姐带來了这么动听的歌声。”会议结束時,大会组委会在门厅设了专台,由我签名出售我的专辑CD,15美元一张,卖掉了100來张,赵小兰请她的助手来买了一张。一个星期后,赵小兰的秘书发来了一封E-mail:“妮可,你好,我是赵小兰部长的秘书,她听了你的专輯,很喜欢,她想要你的通讯地址,她要亲自给你写信。”过了一周,我果然收到了赵小兰的亲笔信:“张小姐,谢谢你,上次在纽约听了你演唱《天佑美国》,很喜欢,你的艺术才华让我钦佩。祝你的音乐事业蒸蒸日上。在此我把最好的祝福带给你和你的家人。”

2005年9月《星岛日报》在纽约举行登陸美国40周年庆祝会,我受邀参加,又见到了赵小兰。一开始我唱《天佑美国》,大家起立。后来我坐在赵小兰旁边,一起聊了几句,赵小兰问我來美国多久了,也问了家里人的情況。那天会上我还唱了《中歺馆故事》和《姚之歌》。

赵小兰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她的语言表达能力,尤其是她说话的腔调,那么动听,甚至迷人,我一边听她讲话,一边心里忍不住想,我要学她说话的腔调,即使学几句也好!

安南用中文向我打招呼:你好

2004年底东南亚遭受海啸,灾难惨重。2005年3月联合国主办了一场海啸赈灾音乐今,我作为亚裔艺术家受邀,却是唯一的华裔。演出场所是联合国总部4号会议厅。观众都是联合国成员国驻总部的代表,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夫妇也在观众席上。我还是唱了最有代表性的三首歌:《姚之歌》、《中歺馆故事》、和《风之彩》。

演出结束,在休息室听说安南要从4号会议厅出來,参加演出的各国演员都很兴奋!约莫过了半个小时,安南从会议厅出来了,走在身边的是他的夫人娜內。几十名演员都欢呼著朝安南夫妇拥去,想上去留个影。安南的保镖如临大敌,挡在前边,不让靠近安南。大家有些沮丧。但出乎意料,安南走过休息室时,跟我打了招呼,用中文说“你好”。我就走上前去,保镖没有挡我,我走到安南夫妇中间,跟安南握了手。安南夫人娜內是个白人,高个子,金发,五官耐看,气质高雅。但给人女官员的感觉,欠缺点儿温柔的女人味儿,他是安南的第二任妻子。就一瞬间脑子里闪过了好些问题:安南的第一任妻子会是什么模样?如今这位夫人会不会做家务?需不需要做?他们彼此又是如何相互吸引的?

成功的要诀


问我成功的要诀?我想是得力於英语、毅力、还有,就像我在专輯的题词上说的:“特别感谢母亲给了我与生俱来的乐感和创作灵感”,在这基础上,最关键的是风格定位——找出一条,我,妮可,作为一个决意闯入美国乐坛的华裔歌手最适合走的路,这必须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充满创意的路。

《中歺馆的故事》和《姚之歌》的特点,简单地說,就是:采用西方旋律,加入东方元素。东方元素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加入东方配器,揚琴、琵琶、二胡、唢呐等等。西方人听了有些“惊艳”,下来就问,那个声音是什么乐器啊?二是要与华人,尤其是华人移民生活相关联,诠释东方文化。《中歺馆的故事》、《姚之歌》都讲了华人的故事,前者用美国人熟悉的中国菜名演绎出深邃的中华文化;后者将喜马拉雅、长城引入歌词。《新闻日报》看出來了,这是“架设文化桥梁”。

对,也有人问过我:如果用英语來唱中国的歌,就用原來的旋律,会怎么样?这也思考过。可是中文歌词要译成英文不易啊,韵律啊,节奏啊,不容易!旋律往往比歌词还重要。《姚之歌》用的是西方旋律,即便唱中文,美国听众听不懂词,但照样呼应,因为他们熟悉这旋律嘛,用中文唱反倒觉得新奇!美国人认为,像邓丽君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音乐上很有特色,如果旋律不变,将70年代的老套配器换成爵士乐,赋予西方的节奏感,会怎么样?香港的艺人在改编英文歌時,配器原封不动,只是将歌词译成中文唱录一遍,“扒譜”,这就欠缺新意。我专輯中有一首《风之彩(Colors of Wind)》这是一首美国歌,Alan Menken作曲,Steven Schwartz作词,我们加上扬琴、琵琶这些配器,披上一件东方色彩的外衣,中西文化放在创作元素中,我唱起来更有感情,更动情。很多美国人听了都喜欢。

我演唱英文歌的风格,是要唱出我的原汁原味,我是原唱者,而不是去模仿原艺人的唱法,每个拐弯抹角处都去模仿。我唱我自己的。

说到英语,我唸中学时就喜欢,在大学里我被说成是“音乐系英语专业”的,但一到纽约就发现自己的英语说出來结结巴巴,口音又重。于是拼命攻英语,走路都不忘背诵英语。我曾被免费录取就读纽约大学Farmingdale分校,和美国学生在一起学习,提升自己的英语口语和听力。我敢说我有语言天斌,就短短两三年,我就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。2003年平安夜,我参加了20來个拉美人的party,放了CD。他们说,如果不说穿,还真以为是白人歌手在唱,怎么也想不到是黄皮肤的中国人!

没有希望只有要

在联合广场(Union Square)的厐诺(Barnes & Noble)书店我可以呆一个晚上。看什么书?自然翻翻关于歌星的书。最近看得多的是两类书:如何提升个人才华以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书,尤其是男女朋友间的关系。这些是在大学里学不到的。是的,我有个男朋友,我怕失掉他,要千方百计保持好我们间的关系,永不分手,这就要学。我怕伤害对方,我要避免犯错。Keep the relationship!保住50年。你希望和他过50年? 不,不是希望,是要,要这个爱保持下去,50年!没有希望,只有要。对,这就是我的人生格言!我要什么,而不是希望什么。

(妮可从椅子上站起来,转着圈,做着手势。她穿著浅黑条纹裙衫,外罩黑丝羢紧身外套,黑丝袜,软靴,脖子上系一条咖啡色围巾,英气勃勃,像个酷女侠。)

“希望”,在我看来,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也许“希望不到”的退路。“希望”是个软弱、消极的词。“要”就不一样,积极、进取、主動出击。我没有去思考“要不到”,定下目标,就用100%的努力要到它!

就没有失败过,比如在恋爱上?

失败过,但不管有多失败,感情受伤,我从不灰心。我不是那种人,再不相信爱了,恨男人了,不,我仍然会像中学生谈恋爱一样,怀著心跳的感觉,去寻找新的爱。把谈恋爱看成玩玩,我做不到。我自问像我这样的女人很优秀,一旦发现对方是在跟我玩恋爱,我就提出分手,不陪你玩,一甩了之。对我來说,恋爱是通向婚姻之路。

是的,我也被甩过一次。有个男孩,我喜欢他,我知道他也喜欢我。他一直夸我是个优秀的女人,关心事业。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提出分手,“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吧!”我说我可以调整我的人生道路。但还是被甩了。我几次dump(抛弃)了别人,如今自己被(dump)了,有点不可思议,但我仍然相信新的爱情。没有希望只有要。每次dump后,东飞伯劳西飞燕,断绝任何联系,再回到一般的朋友关系都很难。我也许是个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,我要的恋爱最后要能结果——一个家,我要个家,一个有著天长地久的爱的家。

享受做纯粹女人的感受

我说了,我有个男朋友,美国人,学金融的,Ph.D,不,不在纽约,在加州。他不让我公开他的last name,他的first name是Barry.我们认识了3个多月。 怎么认识的?Berry来纽约出差,参加一个银行界的Party,正好我跟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中国人一起出席Party,就遇上了,认识了。起初Berry以为我是那中国人的女朋友,后來知道不是,就追我了。我们每天要通两三个电话,不管我回大陸还是在纽约。他每天上班前的第一件事是给我打电话,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给我打电话。一个电话要45分钟到一个半小时。Berry很幽默,会逗我笑,碰上我犯蔫,情绪不佳,他一两句话就能把我点燃,让我换了个人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要求我们人生要有奋斗目标,做这件事做那件事都要有意义,要出人头地,结果活得很累。Berry说,为什么做每一件事都要讲究“意义”,要给自己定下宏伟蓝图?他做完一天工作开开心心,有钱就花,他是那种对生活抱著乐观态度的高智商的美国人。Berry常说,别太看重名利,一个人重要的不是生前认识多少人,而是身后有多少人想著你。我想我受了他的影响,如今,真的,我很快乐,always positive,知足常乐,积极向上。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怎样去发现别人的优点,去赞赏人。賛赏别人也是鼓励自己。我觉得自己做人比以前成熟了。

不错,我是有点儿把Berry看成自己的导師,有点儿。一年前,我的想法还是事业第一,但现在有了新的感悟。再怎么有成就感,有事业心,如果没有一个知心的人和你分享,心里会是空荡荡的。说实话,我要有个家。享受做一个漂亮的纯粹的女人的感受,而不只是一个投身事业的女性。

爱情和事业?当然可以並存。但在我,爱情在先,事业在后,爱情更重要。

我就那么自信。

和Berry争吵?没有,我们没有争吵过。他的朋友也问他:只听你说Neko长Neko短,你们吵过没有?我们像老朋友,见面总是乐呵呵地,笑语不断。也不是无话不谈,不,我们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些意见会有分歧的敏感的领域。我知道,我们不可能一直回避下去,但起码现在我们回避,我们都心照不宣地要维护我们的关系。

什么是幸福完美的人生

我没有偶像,我觉得不少人都值得我学习,但我不会把他们当作偶像。姚明?我从没有把他看作我的偶像。我到现在都没有姚明的签名。他像个大哥,我第一次见他很激动,第二次在咖啡店相逢,如此巧合,我惊讶,这是缘分!我见到安南,和纽约市长彭博在一起,压根儿没有想到要他们签名或者单独留个影。

想没想过朝别的领域发展?想过。但我没有想过踏入演艺圈,或者做模特儿。我想的是当节目主持,做制作,我自信我的口语和在语言文字组织上有天赋,我记忆力好,反应灵敏;有自己的服装品牌,当然女性服装,女孩子能买得起的中低档衣服;有自己的香水品牌,像席琳迪昂那样。不过,我内心深处,作为一个女人,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好母亲,将我的音乐才华传给我的孩子,用我的奋斗经历教育我的孩子。有资格做个好母亲,才是幸福完美的人生。
 

作者宣树铮,1939年生于苏州,1956年入北大东语系,次年转中文系。1958年被错划右派,62年北大中文系毕业,分配至新疆教中学。1979年调回苏州,任教于苏州大学中文系,后任中文系主任。1989年移民美国,居纽约。曾为美国《彼岸》杂志总编,世界华文作协纽约分会会长,现任美国北京大学笔会会长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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